福建31选7玩法:陈迎竹:共享时代的同床异梦

新型企业经营者打着共享经济或其他名称,做的其实就是一般的生意,规模越大越好,与共享经济的初衷毫不相干。

“单车失窃记”是本周最直接令人联想到的题目。

这词有两个来源。二战后不久的一部意大利电影Ladri di biciclette中文译名就是“单车失窃记”,讲述百废待兴的罗马社会失业严重,一对父子好不容易找到贴海报的工作,代步的单车(脚踏车)却被偷了,为了生活不得已去偷别人的脚踏车,却被逮个正着。

另一个来源是台湾作家吴明益201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讲述主人翁寻找失踪20年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幸福牌脚踏车的曲折过程,小说英译本在今年3月入围英国布克奖,是台湾第一个入围这个国际奖项的作家和作品。

脚踏车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是许多文艺创作中关键的配角。然而这一两年来,它却与科技挂钩,成为庞大产业的核心,而过去这一周,本地竟然也发生“类似”的故事,只不过单车变成单车企业的老板,失窃变成了失踪。数以万计的oBike会员急着寻找单车企业的主人要回押金,故事没有前面的电影和文学伤感,却有着这个新科技时代浓浓的荒谬感。

共享脚踏车的概念并不新鲜,巴黎在2007年已经开始,杭州在2008年出现,台北在2009年也有了,从资料上来看,本世纪开始不久就已经在很多都会区试行。原初的概念是借由脚踏车这一无污染的交通工具,结合大众运输,解决城市人短距离的交通问题,希望鼓励城市人放弃汽车,改善城市环境。

然而近两三年在创业概念四处喷发的中国,却被包装成可以快速累积财富的企业,原因就在脚踏车使用的需求量超大,经营者只要每人收取小额押金,就可迅速获利。因此2016年忽然冒出大量共享脚踏车公司要分一杯羹,最多的时候市场大约有30家企业在竞争。于是没多久,新闻媒体就出现堆积如山的脚踏车乱葬岗的画面。那些靠着相对简单的手机应用科技经营的脚踏车企业,在取得市场一窝蜂资金投放过后没多久,难以为继者纷纷宣布退出市场,但付出了押金的消费者往往得不到迅速合理的赔偿。恶劣的经营者甚至一走了之,跟许多传统产业恶性倒闭老板卷款的例子如出一辙。

近10年来,手机科技的迅速发展带动许多新式创业的机会,但不是所有经由手机应用科技的生意都是新经济,很多业务内容其实就是传统中小型服务业,就跟人力车、黄包车演变成德士、巴士一样。

服务模式出现改变,变得让消费者更舒适、更便利快捷,然而不能彻底改变的是新型经营者也可能找到新的诈骗手段,或者更容易获得大规模暴利以致忽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责任。

新型企业经营者打着共享经济或其他名称,做的其实就是一般的生意,规模越大越好,与共享经济的初衷毫不相干。

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大力推动的微型贷款,原初理念是帮助落后国家的穷人取得财务资助,创业谋生,但这一理念在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经营方式迅速被很多人扭曲成以做大做强为目的的金融业,甚至以挂牌上市为目标,以致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面对还不起巨额贷款走上绝路的事件在贫穷国家时有所闻。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巨变越来越不可逆转,很多良好的愿景和构想诞生茁壮,包括将个人闲置资源分享获利,同时让消费者以较低价格获得服务,例如共享房屋的爱彼迎(Airbnb)、共享汽车的优步(Uber)。

这种概念原本可以充分调度社会资源达到最大化的利用,有节约与环保的效果,然而到后来纷纷走调,例如为了开设企业而制造大量本来不存在的汽车投入私召车市场。脚踏车也是如此。如果经营可以持续,越来越多人放弃汽车,利用共享资源,加减乘除之后,地球确实减少了钢铁、汽油的使用,那是了不起的模式,但如果经营不善,大量生造出来的汽车、脚踏车无法妥善处理,短时间成为废铁,原始目的扭曲还破坏环境,那未免太罪过。

从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形态去猜想,新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实质意义。传统产业形态在科技影响下萎缩凋敝,新产业形态大规模缩减人员,社会或经济体中剩余人力因而必须借助科技发展出新的就业形态。

各种随传随到的服务固然为消费者带来便捷的快感,背后的逻辑却是零工经济时代全面开启。在零工或非全职工作越来越普遍的时代,人们收入变得不稳定或相对微薄,必须培养生活物质从简、简单花费等生活方式,现在越来越流行的简朴生活理念,环保、减低物欲、保持心灵平稳、追求性灵快乐,都有助于零工经济社会打工仔建立自己的生活观,资源共享也成为值得鼓励并推广的经济和社会形态。

随着地球人口越来越多,利用科技的资源共享除了创造就业机会,它的运行也可以建立人群间更大的信任感与凝聚力。然而到目前为止,许多社会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它需要政府、企业、劳工和教育界等全方位建立共识,而不是同床异梦,各想各的好处。

在零工经济时代如何强化社会对弱势者的保障?如何避免科技带来的快速盈利机制让少数人获取暴利却规避社会责任?如何避免短期雇佣合同成为压榨劳工、为老板挤压利润的工具?企业在开创新经济业务时,必须伴随对社会大众的教育投资;政府在监管之余有没有及时提供必要的基础建设,能不能建立机制避免企业获取暴利却牺牲打工仔与消费者的利益?这些都是必须进一步更新的政策思维和对企业家的要求。

除了鼓励劳工学习新技能,社会政策必须提供真正的弱势者不工作或不打零工的选项,包括老弱病残如果不工作,也应该能不愁吃穿不怕生病,这才能真正体现社会迈入共享时代的包容性,不必担忧零工时代人性的凋零。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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